近代以来，西方新闻业价值规范作为舶来品落地中国，启蒙甚至想要主导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但是，中国新闻业的自主进路并未被西方新闻业价值规范所遮蔽。实际上，中国新闻业立足于中国特色新闻实践语境，承认中国新闻宣传工作不同于西方的典型特征，把握自己内在新闻事业发展规律，创造性地理解和运用西方新闻价值理念和马克思主义新闻价值理念，批判性地吸取中国历史文化孕育的价值传统，形成了一套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科学的新闻价值体系——以“沟通”为核心、具有“教化”功能、坚持“真实、自由、客观”的价值体系。其中，对沟通和教化价值理念的重视和强调，构成了中国不同于西方新闻价值体系的最显著特色与价值。
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2022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支持（项目编号：19RXW131）。
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米怜在马六甲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揭开了近代中国新闻业发展史的第一页。伴随着物质属性的西方新闻纸一起来到中国的，还有价值层面的西方新闻理念。西方试图以其价值理念同化中国新闻业，但其忽视了，新闻价值取向是扎根于民族文化传统与现实实践的。此后百余年的实践当中，中国新闻业走出了迥异于西方的媒介体制，也孕育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价值理念，并逐渐形成新闻价值体系。所谓新闻价值体系，指的是那些最初产生的一个个分散的新闻价值要素、理念，在历史和实践的积淀中交汇、磨合，其中不利于新闻业发展的要素和理念在前进的洪流中被边缘化或被修正，在实践中证明有利于新闻业发展的要素和理念则走到中间位置，这样逐渐形成了一套和谐的、有序的、相对稳定的体系。中国特色新闻价值体系的背后，不仅体现了中国新闻业的特色，同时也体现了中国政治制度、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
要研究中国新闻价值体系，首先需要厘清“新闻价值”这一概念。理解“新闻价值”的前提在于对“价值”的界定。“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63：406）。价值是对人而言的，“只有在人的世界，在人的文化创造中，才能看到价值”（李连科，1999：148）。“相对哲学价值概念来说，新闻价值是一个‘小’概念，是价值这个‘大’概念中的一个子系统”（杨保军，2003a：14）。
“新闻价值”有两个不同层面的理解，即是以新闻为主体来考量还是以新闻为客体来考量的。以新闻为主体来探讨，新闻价值即指新闻本身所具有的价值要素，通常被认为包括新鲜性（及时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和趣味性，其也是新闻传播者对于新闻事实和素材进行选择和把关时所采用的判断标准和尺度，有学者称之为“尺度性新闻价值”（郝雨，2006），这种新闻价值实际上是对于新闻传播者的价值；以新闻为客体来讨论，按照“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意义，也就是客体对主体的作用、效用”（袁贵仁，1991：49），“价值主体是价值活动中主动地作用于对象的人，包括社会、群体和个人”（王玉樑，1993：51），新闻价值就是解决“新闻的存在和理念对于人以及人类社会的意义问题”（王润泽、张凌霄，2019），即强调新闻对社会的使用价值、有用性、功能性，亦被称作“新闻的价值”，或称“功能性新闻价值”（郝雨，2006）。在此种意义上，价值和效用、功能等概念是通用的，所以“新闻的价值”又可称“新闻的功能”，强调对新闻接受者的价值。这两类新闻价值的内涵既存在差别又在本质上“不可分离”（杨保军，2003a：22），前者构建了新闻产品合法性的确立，后者构建了新闻行业合法性的确立。
新闻价值要素或称新闻价值判断标准是西方新闻业工业化大生产背景下形成的。新闻制作从此属于一种工业艺术，类似于一个“新闻工厂”（转引自黄旦，2018），新闻作为流水线产品以特定的制作程序被批量化制造出来。盈利成为办报的主要驱动力，为吸引更广泛的读者，新闻从业者开始留意那些更受欢迎、更具吸引力的新闻的共性，以适合当时市场需求与否为准绳的新闻产品的内在标准开始出现并被反复讨论（王润泽，张凌霄，2019）。正是这些决定事实成为“新闻商品”的取舍标准，构建了新闻产品合法性的确立。
随着新闻业实践的发展，新闻价值开始从作为选择标准的经验描述层面上升到理论层面。美国学者兰特·赫德（Grand Hyde）总结了判断新闻价值的基本要素，如死伤者众多、有名人出现、罕见的珍闻、非常可笑或可悲的事情（《新闻学概论》编写组，2020：52-53）。有学者言，1903年美国学者埃德温·卢埃林·休曼（Edwin Llewellyn Shuman）出版的《实用新闻学》一书中使用的新闻价值（News Value）一词，是我们见到这一概念的最早出处（刘建明，2002）。20世纪初，关于新闻价值内涵的探讨不断丰富、深化。“二战”前后，新闻价值理论体系逐渐形成，新闻价值五要素即时间性、接近性、显著性、重要性和人情味，表明人们承认新闻价值与新闻事实本身和对受众的满足有关。至此，经典的新闻价值“五要素”说在西方达成共识，逐渐普及，沿用至今。新闻价值要素或标准在实践中被反复探讨，但恰如威廉·梅茨（1979/1983：4）所说：“这些是新闻的特性，并非新闻本身的定义。”即所谓新闻价值的要素或标准，不是新闻本身，也不等同于新闻价值本身，其是在社会中被大规模生产的商品属性，是某些新闻事实的特征。因此，这部分新闻价值更应该被命名为“产品性新闻价值”。
相对于从“商品生产”的角度定义新闻业，成为一门严肃和令人尊敬的职业，则是新闻行业摆脱单纯物质性而步入更高境界的理想。事实上，自从西方报业步入商业化时代，并在技术逻辑的支配下吹响大规模新闻生产和受众争夺的号角，就预示着新闻业必将成为一门独立的行业。在不断习得新闻工作法则的实践基础上，西方新闻界确实形成了一套专业的、具有学理意义的理念，即真实、自由、客观等，成为西方新闻业的行业道德准则，构成了新闻业作为一门行业的合法性，并借由这些理念的高道德标准，将新闻行业自塑成社会正义和公平的使者，在实践中也成为部分新闻工作者的目标和理想。如果用“功能性新闻价值”来进行界定，实际上矮化和淡化了这部分新闻价值的地位与作用。作为行业合法性的界定，应该被称为核心性新闻价值。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于1954年4月第二届大会通过的《记者行为原则宣言》第一条即明确要求：“尊重真理及尊重公众获得真实消息的权利是新闻记者的首要责任。”（甘惜分，1993：939）新闻自由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西方资产阶级强调新闻媒介的独立性、超越性和自主性，标榜媒体超然于党派，新闻实践不受任何政治派别或利益集团的左右。代表性表达可以是阿道夫·奥克斯（Adolph Simon Ochs）任《》社长的第一天在《商业通告》中写道的“最诚挚的目标是......超越党派，利益无涉。”（陈信凌，王娟，2019）“新闻自由”思想，为“一个新闻职业组织和政府的关系做了基本界定,以获取职业自主性”（黄旦，2002）。当然新闻自由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认知层面，“任何自由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在任何一个国家中，都不存在绝对的毫无限制的‘新闻自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1：773）；“任何新闻舆论都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没有什么抽象的绝对的自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8：215）客观性原则是指新闻工作者在新闻报道中无有主观立场或倾向，保持价值中立。尽管后来其他学科曾对“客观性”进行了一些不无道理的批评，就连西方批判学者也在反思强调新闻客观性、自由性的新闻体制，但“客观”作为一个认识论范畴，其实在性和工具性的实践优势，衍生出一系列落实客观性的可操作规范，推动着新闻业向着“专业”“职业”“行业”的方向发展。
简言之，新闻真实、新闻自由、新闻客观是新闻行业合法性得以确立的“三大支柱”，从不同方面对新闻行业制定了一套核心价值体系，最终的旨归皆在于要使新闻业成为社会运行和人类发展进行中的重要环节，跳脱出经济基础范畴而跻身上层建筑，对社会承担一定的责任、发挥一定的作用、做出一定的贡献。但以下老生常谈的观点还是要再重复一下：在西方商业逻辑指导的新闻界中，新闻作为产品的合法性和作为行业的合法性之间存在一定冲突。构建新闻产品合法性的新闻价值判断标准强调新闻内容对受众的吸引性，而构建新闻行业合法性的道德规范则明确对受众及社会的责任意识。媒体有时难免会为了吸引性及背后的商业利益，而忽视了责任。更何况，即使两者可以协调一致地完成某种社会责任，但不同属性的媒介所采取的新闻实践和遵循的价值标准并不一样。因此作为行业合法性的核心性新闻价值，是受不同文化和时代背景下新闻业的实践特殊性所支配的，并不是普世的和一成不变的。即新闻真实、自由、客观并不是所有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的新闻行业最核心和普遍存在，新闻世界中存在不同于该体系的多元化新闻价值体系。中国新闻事业就用自己的实践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价值体系，而这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如前所述，西方新闻业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诞生的。西方新闻业先天携带商业基因，市场经济逻辑是其生存根本，新闻本质上是攫取商业利润的产品。与西方新闻业重视经济维度相比，中国近代新闻业诞生历史背景和存在发展逻辑是与民族救亡解放事业相关的政治，因此政治是其更为显性的特质。中国新闻业并未如西方那般，衍生出真实、客观、自由的第一原则和要务，反而在适应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中，发展出以“沟通”和“教化”为重要新闻价值的新闻实践和理念（王润泽，谭泽明，2018），而真实、自由、客观的理念在实践中排序相对靠后。这些价值理念，尤其“沟通”和“教化”，是新闻业与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结构相碰撞的结果，极大地彰显了中国特色，并为中国新闻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也更契合东方文化和社会结构的秩序性特质。
这在中国诞生后领导创立的新闻事业体系中，表现得也很突出，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中国特色新闻事业。中国成立之后，“建立了自己的党、团报刊系统”（谢金文，2011：74），但那时中国新闻界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充斥着从属于不同派别的新闻从业人员及不同政治派别的报刊：报刊、报刊、民众革命团体报刊、私营报刊等，它们充当着不同政治派别或力量的“喉舌”，因而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功能和宗旨。中国新闻事业的核心价值和党的属性密切相关，其新闻工作的宗旨始终是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这也决定了中国特色新闻价值体系以“沟通”为核心、具有“教化”功能及坚持“真实、自由、客观”的基本内涵。
表面上看，沟通作为媒介功能更易被理解，新闻“沟通”的功能引领着中国新闻产品性价值体系和核心性价值体系的构成要素。作为功能的“沟通”本身也成为核心价值要素成员。新闻业以沟通为价值核心，才能在国内真正发挥好党、政府和人民的统一的“喉舌”功能，作为桥梁和纽带沟通社会各层面之间的关系。中国新闻业不仅在理念层面，以沟通为圭臬，在实践层面，也积极开展沟通活动。
“通上下、通内外”是中国近代开明人士赋予新闻业的重要使命。19世纪初叶,国人有先知者,已有“放眼看世界”之见解。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通上下信息，收民众公意的主张（童兵，2001），宣示的便是沟通的意涵。1895年6月30日，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四书》中提出“设报达聪”，其益处在于“虽乡校或非，宵旰寡暇，而民隐咸达，官慝皆知。中国百弊，皆由蔽隔，解弊之方，莫良于是。”（姜义华，张荣华，2007：86）1898年7月17日，御史宋伯鲁上疏言说“报馆之益”，其中一善便是“胪陈各省利弊，民隐得以上达”；7月21日，驻美大使伍廷芳上疏奏请推广报馆时直言：“次第扩充广开报馆，风声所播，民智自开。”（宋石男，2009）都强调报刊传递民隐的沟通价值。梁启超（1896）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对报刊沟通上下内外的功能进行了精辟论述：“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而报馆之核心功能即在于“去塞求通......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此“耳目喉舌”说，精辟且形象地表达了近代中国报刊“沟通”的核心价值。
近代先进知识分子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的沟通价值观念，被随后登上历史舞台的人继承下来。建立完备的、高效的良性沟通机制，是中国的属性要求，也是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团结群众的重要武器。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改版社论《致读者》中即表示报纸要“密切地与群众联系”（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2011b：183）。1948年4月，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提到，“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1991b：1318）新中国成立后，沟通成为实现国内政治生活稳定有序、实现中国有效执政和长期执政的重要因素。通过沟通，一方面“下情上达”，让党和政府及时了解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上情下达”，及时宣传和公开有关的政治信息，把党和政府的声音第一时间传达给民众。2013年8月，习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归结起来，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就是要坚持讲政治，把握正确导向，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中央文献研究室，2017：26）党的声音与人民群众的声音之间的互振是实现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重要基础。
“沟通”理念落实到具体的新闻业务中，即表现为不同形式的创新实践。读者来信、通讯员、读报组等，都是中国新闻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沟通的重要途经，是新闻业践行“沟通”理念的典型实践。
“读者来信”发挥着政治系统与公众之间的政治沟通功能，形成了读者（群众）、党和政府多方参与的监督与批评机制。创刊于1948年的华北《人民日报》，于1949年8月1日被改为中央机关报，明确办报方针：进一步发扬党报的优良传统，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初期发行量为9万多份，平均每天收到读者来信42件（方汉奇，2000：1593）。1956年改版初期，《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数量再创新高，平均每月收到的读者信件为3万多件（钱江，1988）。
通讯员制度是中国新闻业又一具有创新意义的沟通方式、组织形式，也是“群众办报”的重要实践之一。革命战争时期，工农通讯员成为强化党和群众关系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性保证。1930年，《中央党报通讯员条例》将通讯员作为一项必须的工作正式确立下来（李文，2017：620）。1931年4月21日，《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中明确提出，“在党的与苏维埃的机关报下面，必须有很多的工农通讯员与读报小组，经常的教育他们，组织他们，召集工农通讯员会议，读报群众代表会议，从他们中间提出创办报纸与编辑报纸的干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2011a：336）瑞金时期红中社以及《红色中华》等报刊就注重发展通讯员，并为通讯员写稿提供必要的训练和指导。这一培养发展通讯员的传统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被延续并进行创新。50年代起，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等新闻单位便逐步建立起遍布全国各地的群众通讯员网络（郑保卫，2013），数以万计遍布基层的报纸通讯员形成了庞大的通联网络。
此外，读报组也是早就形成的办报传统。早在1931年3月5日，《中央关于发展党的组织决议案》中就要求，“要在工厂中组织读报小组”（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2011a：263）。1934年7月1日，在《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给陕北特委的信》中再次提出：“在游击队中建立读报小组，指定念报给群众听，作简单关于政治问题的解释”（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2011c：462）。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日报》继续借助读报组的形式，密切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据1950年5月统计，人民日报社组织的读报小组在全国各地已达2101个”（宋超，2009：33）。1951年2月5日，《中央批转北京市委关于学生反美援朝运动情形的报告》表明：“现在则普遍对于形势有了认识，并建立了读报小组，每天报纸一来即一拥而上”（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a：117），可见读报小组气氛之热烈。据不完全的统计，大约到1951年8月，全国共建立6万多个读报组，先后有68万余名群众参加读报组，基本做到了“村村有报，家家读报”（杨农安，1951）。
教化，较早见于道家典籍老子所言，“以政教化”“以平教化”，儒家孔子、孟子进一步推崇教化思想，在西周以来礼制原则和道德思想的基础上，首先比较系统地提出并论证了“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以“德”“礼”为核心内容，以“明人伦”为基本出发点的教化思想（李建，2006）。教化最初意在强调对于伦理道德（兼之政治认同）等的教导。新闻传播领域的教化之能则主要体现为通过新闻传播宣传一定的理论和观点，使受众的思想和认识及整个社会的思想舆论等往积极的方向发展。近代以来，报刊主要在改造思想和提供知识两方面发挥着教化功能。
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报人们自觉承担起了“有裨于社会教化”的责任，希望通过办报“达民智”“教化民风”、改造思想。“教化”这一理念，在一大批近代报人的推崇和反复实践下，深深扎根在中国新闻业中。值得一提的是，“教化”一词并非被所有知识分子所推崇。如有学者即对“教化”颇有贬低之意，认为其强调的是自上而下的规训。教化有教育、规训、引导的复杂含义，放置于中国的新闻事业中，其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意涵和实践方式，但总的指向都在于要增进人民群众的智识、解放人民群众的思想，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性。
中国的新闻事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此来引领群众、教化群众，其主要表现为“一种鼓舞、示范、论证、启发、解释的意义”（胡正强，2017）。根据地红色政权建设时期，党通过标语、口号、布告、命令、呼吁等多种传播手段传达中央政令，以此来教育、组织、鼓动群众。1930年3月26日，《红旗》发表《提高我们党报的作用》，提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必须有全国范围内的经常的定期的政治机关报，有系统的对全国无产阶级及广大的劳苦群众作广大的政治教育”（问友，1930），群众是“政治教育”的对象，成为当时基本认知。1931年，要求红域举办《时事简报》，“打破群众的保守观念”，并要求“地方的《时事简报》要完全用本地的土话......不会写本地的土话，也要用十分浅白的普通话。”（中央文献研究室，1993：260-261）体现了对报纸教化功能的认识，并注重报纸教化的手段和方法。1943年1月26日（2012：322）发表文章《报纸是教科书》，明确提出：“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党报的每一个写作者、编辑者、校订者，都是党和人民所聘请的教师”，是对报纸教化功能的集中的、深度的阐述。
“教化”理念一脉相承，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进一步强化。1955年，提出，“在人民内部，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1964：496）1980年1月16日，（1994：255）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告诫宣传思想战线上的要“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习，2018：154）。
1929年，徐宝璜为黄天鹏所著《新闻学刊全集》作序中谈到新闻纸，“余惟新闻纸者，近代文明中势力最雄伟之物也......国民之政治思想，赖以养成；社会之道德智识，赖以涵育；思想之自由，赖以发扬；文明之基础，赖以奠定，其力诚莫与厚矣。”（黄天鹏，1930：5-6）其中所提“社会之道德智识”“文明之基础”就暗含了为读者提供知识的意思。
革命时期，提高人民群众知识水平，也成为党的新闻工作的重要内容。1940年2月7日，《中国工人》发刊词提出，“《中国工人》应该成为教育工人、训练工人干部的学校，读《中国工人》的人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工人中间应该教育出大批的干部，他们应该有知识，有能力，不务空名，会干实事。”（，1991a：728）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社论《致读者》中也提到“报纸的任务，不仅要充实群众的知识，扩大他们的眼界，启发他们的觉悟，教导他们，组织他们......”（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2011b：183-184）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各项制度建设有序展开。1954年7月，《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中对不同行业的专业报纸在知识教育方面（也包含思想层面）进行了部署：“以工人为对象的报纸应加强对工人群众的教育......农民报纸应通俗地向农民群众说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理，普及农业生产和科学卫生知识......”（中央宣传部新闻局，1990：39）开始注重专业报刊对于专业知识的提高。
世界上不同国家的新闻价值观念存在一些基本共识，如“东西方新闻界的主流观点一致认为，新闻是对事实的报道，新闻必须追求真实、客观、全面和公正”，但这些一般层次的新闻价值观念，落实到一定国家、民族或一定团体的新闻价值观念中时，“其内涵就会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杨保军，2003b）。作为一种殖入性价值观念，中国新闻实践对其进行过深刻反思和修正，确切地说，对这些理念中国新闻界是批评性接受。所以在西方居于核心性新闻价值理念的真实、自由、客观——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在中国则处于次于“沟通”和“教化”的价值理念。在中国，这些观念都经历了一个本土化过程。
近代国人自办报刊时，即强调报道“必求实录，不敢以杜撰相承”“必原原本本务纪其详，勿使稍有所遗漏”（卓南生，2002：189）。尽管从报刊实践来看，这一时期相比新闻真实更常见的是新闻失实，如从新闻文本呈现的视角，清末的社会新闻就已经有了基本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事实性要素，尤其在剪辫叫魂僵尸天龙等常见的奇幻新闻中，更是靠“要素的”真实来支撑起所谓的“新闻真实”；“有闻必录”观点也成为新闻真实的挡箭牌，虽然当时的新闻真实不论从观念还是实践都十分幼稚，但至少说明国人已有新闻真实的准则。民国时期，占据主流的民营报刊在新闻线W观念影响之外，还受中国历史“起居注”“起居录”的影响。中国新闻真实的观点，本质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真实观，建立在唯物主义认识论基础之上。陆定一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中对此有专门的论述：“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事实在先，新闻（报道）在后”（《陆定一文集》编辑组，1992：322）。其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提出了新闻的定义和本质，阐述了无产阶级新闻学最基本的问题，对于中国的新闻思想、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意义重大。这成为中国新闻学自主创新的核心观点被继承下来。2016年2月，习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事实是新闻的本源，虚假是新闻的天敌......搞清楚是个别真实还是总体真实，不仅要准确报道个别事实，而且要从宏观上把握和反映事件或事物的全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8：217）习不仅再次强调新闻的本源是事实这一观点，而且深入论述了个别真实与总体真实的关系。在中国新闻业中，新闻真实要求“坚持‘事实真实’这个根本观点、‘过程真实’这个实现方式观念”，“其明确而典型的个性特征是强调新闻真实的‘统一性’或‘全面性’”（杨保军，2018）。
自由作为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价值观的要义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是西方国家诟病中国新闻业“缺乏新闻自由”的靶子。事实上，自由的内涵和边界本身受不同文化历史传统影响很大，中国的新闻自由是符合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人民性”理念（王润泽，2021）相结合，形成了自由的内涵和边界。由于中国实行“党管媒体”传媒体制，新闻事业坚持党性原则，所以就中国而言，“新闻自由从来都是相对的，媒体是有阶级性的，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化利益、为了对全社会负责，新闻工作者可以牺牲或者部分牺牲新闻自由，更可以牺牲或者部分牺牲商业利益。”（马凌，2011）但是只要不违背事实、不违反法律和职业道德、不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新闻工作者便享有自由采访写作的权利。即中国所强调的有边界的新闻自由，是符合新闻规律和新闻实践的。其实反观西方新闻业，起初也是以政党报刊为主，后来才转向自由主义的商业报刊。商业报刊时代，权力和资本介入新闻业，新闻媒体行业受资本裹挟走向市场化、垄断化，自由幻象的漏洞频频显现。近些年来，在中美贸易冲突、新冠肺炎爆发、俄乌冲突中，一面不顾事实、捏造谎言、造谣诽谤与其有利益竞争的他者，一面对于异见声音进行打压、消音，上演“舆论霸凌”，再次证明西方新闻自由的片面和虚无。
客观性起源于西方现代新闻业精神的一系列操作规范。19世纪出版的西方新闻学教材中，明确提出不偏不倚、要罗列事实而不要插入意见等，1890年出版的被誉为“19世纪最优秀的影响深远”新闻教科书——休曼的《新闻学入门》里深度讨论了“倒金字塔结构、不党、不偏、据实、平衡”“新闻和社论分开”等现代新闻业精神。虽然没有提出客观性概念，但以上都与客观性有关（黄旦，孙藜，2005）。在中国，客观性首先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存在于新闻从业主体中。1910年，梁启超在《国风报》叙例中指出，“健全之舆论”之发生必须具备“五本八德”，其中“五本”之四便说的是“公心”，他指出，“故必无辟于其所好恶，然后天下之真是非乃可见。”（国风报，1910）意指报人不能以私心好恶进行报道、发表评论，应不偏不倚，以社会利益、公众利益为标准进行工作。客观性的这两个层面，均是其内涵所在。客观性的操作规范属性对抗的是西方政党政治对新闻业的影响，操作性规范就像一张遮羞布，在政党政治或选举政治等显在因素与经济、资本甚至文化等看不见的隐性因素面前，内在的客观性早已被瓦解。因此客观性在东西方都遭遇了工具性存在的尴尬：“新闻客观性通过一系列‘组织机制’和‘战略仪式’的形式被表达出来。通过这种形式，记者可以确立所陈述的事实的真假值（truth-value），使自己免于编辑的责难和因诽谤而吃官司这样的危险，还可以使他们不必为报道中暗含的价值观或后果负责任。”（哈克特，赵月枝，2005：23）而这一点在中国也同样有过反映。2010年之前，中国新闻学界和业界对于客观性形成了一波热烈的讨论，彼时客观性被作为低级的、粗陋的“工具”用来应付新闻官司。虽然客观性在历史和当下的境遇都是不稳固的，但总体上说客观性是被中国新闻工作接受的理念和原则。1956年，围绕新华社如何成为世界性通讯社，指出：“新华社的新闻就必须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全面的......这就能在世界上建立威信。”（中央文献研究室，1996：367）时至今日，习在数次谈话中也提到新闻应遵循客观原则，“媒体发表批评性报道，事实要真实准确，分析要客观，不要把自己放在‘裁判官’的位置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8：218）“主流媒体守土有责，更要守土尽责，及时提供更多真实客观、观点鲜明的信息内容，牢牢掌握舆论场主动权和主导权。”（习，2020：319）从客观性出现的频次和前后语境中，就可以看出我们对于客观性的批判性接受。因为，正如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新闻理论中的‘完全客观性’与经济理论中的‘充分竞争性’一样，都是纯粹理论假设而已”（胡钰，虞鑫，2016）。
正如有学者所说，“每一阶段中国新闻学思想成果的形成与发展，都与中国为国家、民族、人民而奋斗的思想求索与政治斗争相依而行，都体现出鲜明的为救亡图存、人民解放、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服务的经世致用的特征。”（郑保卫，2021）在长期新闻传播实践中，中国新闻活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新闻价值体系——以“沟通”为核心，具有“教化”功能、坚持“真实、自由、客观”的价值体系，从而为人类新闻活动提供了一套有别于西方的“另一种解释”。这一价值体系的选择是多重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其源于西方新闻理念和马列主义新闻理念此等外来价值理念的输入，也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孕育的价值传统，最后形成于中国近代以来不同时期的自主新闻实践。这三者便是中国特色新闻价值体系得以构建的最主要来源。另外，虽然中国的新闻“真实、自由、客观”的内涵与西方有出入，这也正是其能够成为中国特色新闻价值体系基本内涵的依据，但是中国新闻价值体系中最具特色的当是沟通和教化的价值理念。
首先是西方新闻价值理念的“东渐”。随着近代西方国家的海外扩张，近代新闻业作为舶来品，伴随着基督教文明和西方贸易进入中国，蕴涵其中的近代报刊知识和价值理念，也一点点“落地”中国，成为塑造中国新闻价值理念的重要的外来因子。宗教报纸是近代报刊进入中国的先驱，也是报刊宣传、教化价值的最早传播者。其不仅为中国带来了丰富新鲜的科学知识、办报的技术和设备等物质层面的内容，同时也是最早带来了“宣传”和“教化”的报刊价值观念。但“任何相对一定地方的外来理论、外来观念，只有经过本土化（地方化）的转化，才有可能适应本土的特征、本土的需求。”（杨保军，2020）西方的新闻理念无法完全适应中国语境的特殊性，也无法解释中国的新闻活动。因而，中国新闻业的实践并不是完全按照西方新闻理论的逻辑进行，而是体现出独特的路径。
其次是世界无产阶级新闻价值思想的影响。每一种价值理念的背后，都隐含着某种主义或者信念，中国新闻价值体系的背后，是对马克思主义信念的思想契合和实践坚守。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自己的新闻实践为后来者提供了可以继续开拓、发展的根基。列宁是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的忠实继承者和发展者，他十分注重党报和群众之间的联系，认为“唯有他们积极参加报纸工作，唯有他们表示支持，提出批评，撰写文章，提供材料，反映情况和发表意见，才能使‘工人报’站稳脚跟和保证出版”（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59：294），他还要求设立接待室，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此外，他还十分注重报刊的教育动员功能，在《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一文中，他作出如下论述：“我们很少用现实生活各个方面存在的生动具体的事例和典型来教育群众，而这正是报刊在从资本主义到的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95：573）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中指出“这项任务就是把报刊由主要报道政治新闻的工具，变成对人民群众进行经济教育的重要工具。”（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58：186）
近现代中国新闻价值思想，可以从中国长久以来的历史文化中找到源头。当代新儒学代表人物、美籍华裔哲学家成中英认为，中国文化强调和谐，强调互动，强调自我管理、相互合作，这些有它的普及性，西方从18世纪已经学习了中国的这些有价值的东西（胡钰，虞鑫，2016），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优越性。绵延数千年的中华历史文化、价值理念，是构成近现代文化事业的深厚根基。
中国古代新闻业虽然具有明显的泛政治化倾向，但在实际的新闻传播活动中同样遵循着沟通的价值理念。古代的新闻传播是从官文书游离出来的属于官方的政府信息流通渠道，传播内容以封建王朝的内部消息为主，自上而下垂直传播于上下级官僚机构之间，主要职能是沟通上下官僚阶层。除了官员得以阅览的朝廷政事信息，还有一些朝廷向民众进行的信息传递活动，借助布告、榜、露布等，传达政令、法度、礼教、重大政事或战事消息等。而下情上达则主要通过朝廷设立的一些专门职位对民间的乐府歌谣进行采集，以了解民间舆论，“古有采诗者，击铎乡间，采风而献之，以正听”正是此意。
如前文所述，“教化”的理念则可远溯至老子，得孔孟推崇进一步发展，经过西汉时期的实践，“教化”获得了更加成熟和完整的意义。董仲舒言“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教化废而奸邪并出”“教化行而习俗美也”“教，政之本也”。不过古代教化思想与纲常伦理思想密不可分，教化的内容主要侧重道德伦理方面，希望通过道德教化建立一套尊卑有序、和谐有礼的社会道德准则，以维护大一统的政治统治。如果说西学东渐是中国特色新闻价值体系得以形成的外部诱因，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则是价值体系构建的土壤。遗憾的是，过去在探讨中国新闻业何以走出不同于西方新闻业发展路径等问题时，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常常被忽视。实际上，中华优秀文化、本土思想的智慧浸润虽然不是显性影响因素，但却是决定中国新闻业气质、品格的重要因素，这种文化浸润是潜移默化又深入骨髓的。
马克思在给父亲的信中提到自己“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82：15），思想总是在现实的实践中孕育生发，在实践的千锤百炼中不断验证、修正、完善，进而凝结升华为理论认识，“实践是真理发展的一个阶段”（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2017：772）。在《实践论》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2011d：402）。中国特色新闻价值（理论）体系的构建遵循的也是此逻辑，其伴随近现代中国新闻事业的起步而生发，在新闻事业的实践历程中逐渐构建，实践是价值体系得以构建的根本动因和源头活水。
近代报纸被国人重视，使其可以作为开蒙工具和救亡手段，是开明人士救亡图存的武器。为了唤醒国民精神，报人们以匡扶天下为己任，以报纸舆论为利器，前赴后继活跃在报坛上。同时，他们将自身关于报纸价值功能以及办报方法等的认识理念，直接运用到其办报实践中。不过由于彼时局势之艰及文化传统中一贯的实用理性思维，近代报人办报基本上是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的，希望报纸能在救亡事业中发挥实效，对新闻的“沟通”“教化”的价值的思考与认知，也是出于救亡图存这一实用目的，还没有理论化、形成成熟的体系。直到中国的新闻实践经验，才逐渐将新闻沟通教化价值系统化、理论化。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执政党，中国的使命和任务从领导人民群众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转变为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构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也成为国内新闻工作的主要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新闻界积极参与推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解放人民群众的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伴随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蓬勃发展，在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原则下，新闻工作为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繁荣人民群众精神世界做出了努力。
新世纪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新闻事业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网络媒体的蓬勃发展成为典型特征。一方面，网络媒体使得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沟通更加多元化、便捷化。另一方面，网络也成为一些片面的、极端的、不实言论的滋生地。2016年2月19日，习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文者，贯道之器也。’任何新闻报道，都有导向，报什么、不报什么、怎么报都包含着立场、观点、态度。新闻报道既要报道国内外新闻事件，更要传达正确的立场、观点、态度，引导人们分清对错、好坏、善恶、美丑，激发人们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8：216）明确新的社会环境和媒体环境下，加强舆论引导是新的教化责任。
除了建立在优秀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之上，中国在个别历史时期的教训，同样为新闻价值体系的构建提供了一定参考。历史上也曾有过忽视沟通、脱离群众、缺乏教育引导的时期。如《晋绥日报》在1947年发起的反“客里空”运动就是对当时存在于新闻报道中的新闻失实问题的批判，引发了人们关于新闻真实价值理念的反思。正是这些近现代历史中形成的优秀经验和历史教训，从总体上塑造了中国新闻业的特征，也决定了中国新闻业的价值取向。
中国新闻事业特别是现代以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闻事业，具有自身的原创能力。中国特色新闻价值体系的构建是伴随着中国特色新闻事业的发展形成的，其批判性地借鉴西方新闻价值理念，自觉地传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念，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立足于中国本土化的新闻工作实践，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独具中国特色的新闻价值体系——重视“沟通”和“教化”、本土化“真实、自由、客观”的价值体系。其中外来新闻价值观念是外因，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和新闻实践是内因，内因为主，外因为次，外因起刺激、催化之作用，而作为内因的新闻实践为新闻价值体系的完善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滋养。回望这一特色新闻价值体系的构建历程，可以看到其是历史合乎逻辑自然演进的结果，并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升华。未来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应继续坚持中国特色新闻价值体系，开展中国特色新闻实践活动，以中国实际为观照，用中国特色新闻价值体系指导新闻实践，用中国特色新闻实践活动丰富新闻价值体系。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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